第五种类型的市比较特殊，往往没有市辖区，实际上由地级市直接管理镇街，减少了区一级的建制，这对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是有利的，可以维持现状。

也有规章则界定为因故意或者过失出现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3]。[10]邱聪智：《从侵权行为归责原理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而内部行政法则可以借助其在预防和纠正政府错误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直接针对权力的运作规律及其可能产生错误的各个细节加以规制，从而有效弥补外部行政法的不足。[48]罗瑶：《法国法中的侵权过错概念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借鉴意义》，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1期，第38页。[11]在行政法领域颇有影响的违法责任原则，大体可以归入这一类型之中。如果外部行政法对行政权力施加的外部压力不能通过内部行政法转化为行政主体主动的自我克制和约束行为，控制行政权力的效果仍然不可能良好。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应以其具备相应认识能力和认识的可能为前提，如果缺乏认识可能性，那么其行为不应被追究执法责任。

五是同时采用了违法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和行政不当原则的，只有一个。因此，前述地方立法关于免责机制的探索实际处于一种缺乏足够授权的灰色地带，其合法性不得不依赖于行政处分实施中的过罚相当原理。福利国家吸纳了社会主义的一定元素，因而被视为社会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

而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根本上是为了改变人民之前遭受压迫和奴役的苦难状态。人民的苦难是问题的来源，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荒政制度到达巅峰的清代，中央政府构建了极为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可以从各地搜集粮食价格信息和气象水文资料，预测灾荒缺粮情况，以便从各地调粮赈济灾民。为什么要照顾弱者？福利国家理论的回答是：为了保证个体获得完整公民权，同时也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

这是从宪法规范层面确认劳动者的宪法主体地位，并从阶级属性来定义国家的主人——人民。此种义务包括合宪性审查保护、立法保护、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四个方面。

无产阶级处于一个独特的社会地位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可以想象和实现真正平等自由的社会，最终推动历史进步。（一）中国宪法社会权性质的重新界定如果套用域外宪法学说的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二分法，毫无疑问，社会权属于积极权利，自由权属于消极权利。获得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是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基础条件，但宪法的目标不止于此。社会权是每一位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但与其最为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弱者。

正是由于其独特性质，中国宪法中的社会权具有西方宪法学说中社会权所不具有的建构性功能。其理由是，一方面平台对于闪送员具有管理性，另一方面平台掌握闪送员的生产资料（信息数据）。因此，在中国宪法中，社会权既不是消极权利，也不是消极自由。如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基本国策一章的第三节经济生活将民生主义定位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国家有义务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谋求国计民生的均等与富足。

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一起构成了社会权义务主体的双重结构。之后，随着私营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化变成突出问题。

因此，仅仅依靠国家的福利政策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只有社会交往手段和土地成为国家的财产，工人阶级的状况才能得到根本改善。社会权的功能更多地体现为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其具体的保护义务不仅指向合宪性审查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具体国家机构，同时也指向了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形成一种中国式的社会权制度保障模式。

宪法劳动权条款规定，公民劳动的主要功能在于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第42条第2句），也即维持基本生计。在那种处境下，劳动者只是劳动力，而非主人翁。无论是历史的中国，还是现代的中国，民生都是基础性的国家追求所在。究其根本，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二分法，建立在先于国家产生的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的观念基础上，用以和国家产生之后由法律所赋予或依赖于国家而成立的种种权利（如政治权利和社会权）相区分。历史地看，恰恰是具有深厚保守主义传统的俾斯麦政府率先推动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无论是亲友之间的相互扶助和富人的慈善施舍，还是宗教组织的救济和国家的赈济，都不是民众可在法律层面主张的资格和要求。

（二）中国社会权的思想基础与历史发展虽然没有使用社会权概念，古代中国一直坚持民本仁政乃至大同的儒家理想，关切人民苦难。正因社会权之于共同富裕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在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宪法中的社会权，构成了宪法学的时代课题之一。

为避免这些现象，官员们应当干预生态方面与经济方面的事情。社会权的规范结构，特别是社会权的功能及义务指向，也需要基于此种性质进行建构。

于此，需要强调社会权帮助个体积极融入社会、参与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其根本的政治社会背景乃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体系和国家机器的根本改造，而非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在法律保护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前提下，国家对弱者进行最低限度的经济补偿。

福利国家理念秉承穷人不是自由人的基本观点。社会权甚至并非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而只是一种国家任务。其虽然规定对贫弱者予以救济，然而受救济者若在申请救济时被拒绝，也无权申诉。宪法实施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学界围绕社会权问题形成了大量研究。

这种独特地位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在法学的内部视角中，在微观层面重新理解社会权的性质和结构，从而构建中国式的宪法社会权规范理论。（第1条第2款）因此，执政党也是社会权保护义务的主体。

在这方面，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相关探索。因此，执政党不但通过政治宣示来不断加强对于社会权的保护，也在实践中不断通过行动担负起社会权的保护义务。

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则体现了人民史观，在历史哲学层面表达了人民主权理念：人民创造历史，任何政权都必须为人民服务，都必须为人民谋幸福，不断改善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宪法也包含第三人效力。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其根本的任务，也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予以保障，将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人权进行坚持。在劳动法中，2017年的李相国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四节社会安全则引入了欧洲福利国家的相关制度，如就业保障、社会保险、公共健康和劳工政策等。中国宪法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并不承认先于国家和后于国家的区分，并不承认抽象的、脱离历史条件的人权概念，而是强调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性（如《宪法》序言第1段第1句），强调权利是人民在历史中斗争而得来的人赋人权，强调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

国家提倡的公德中也包含爱劳动（第24条）。这一目标贯穿在中国式现代化和宪法发展的各个阶段。

以劳动权为核心的社会权体系是整个宪法的支撑性制度，甚至是其先于宪法存在的逻辑前提，即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宪权基础（劳动人民制宪），从而使其区别于保护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宪法。经过数年奋战和1800余人的牺牲，2021年2月脱贫攻坚战宣告全面胜利。

这种功能类似于基本权利的参与权功能，即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行为的功能。如果没有经济民主，劳动者在经济组织中从事劳动，便只是为了获取报酬、养家糊口，就与在历史上人剥削人的制度（《宪法》序言第6段）下的处境无本质差别。